效率轉型的抓手

全球各國重新尋找再平衡的過程，是未來世界經濟格局重塑的“序曲”。在“序曲”階段，各國一面處理危機時代的各種麻煩，但眼光也都在瞄向前方――尋找他們認為即將引領下一輪經濟周期的增長點，提前布局、積蓄潛能，試圖成為未來增長點的引領者，進而占領制高點，成為新一輪經濟規則的制定者。

這一局面，使中國促進經濟轉型、提高經濟效率，既是自主的抉擇，又具有很強的緊迫性。找到對的方向，用對的方式刺激產業發展，是實現效率轉型的關鍵。

《財經國家周刊》： 從美國與歐洲兩個大的經濟體來看，他們目前著眼的發展方向有哪些？給我們哪些啟示？

李揚：美國正在大力倡導的，是可貿易服務業。

這是一個新的全球趨勢。預計10年后全球服務中的可貿易比重會從現在的20%多，增加到50%。服務業可貿易規模將成為全球貿易的新推動引擎，比如外包、遠程服務、知識產權傳遞等等。

要提高可貿易服務的比重，需要提前做好大量功課，最關鍵的點在于深度信息化的發展。基于現代信息技術的移動支付、云計算、社交網絡和搜索引擎等，是推動服務可貿易化的主要動力。

現在美國是這一趨勢的主導者。中國的情況怎樣呢？我們在“十二五”規劃中明確地指出了深度信息化的方向，在市場層面有企業在推進，但是在各級政府的規劃中，并沒有提到一個足夠高的位置，而各部門之間的政策還缺乏統籌。

這造成一個結果，就是一面在推進信息化，一面是各地在繼續火熱地申請各種開發區、各種城市帶，抑或各地都希望建設金融中心。然而信息化的發展不需要一個有形的物理場所，很多工作與交易可以通過遠程實現；而各種“帶”、“區”、“中心”的建設，又是基于大面積的物理場所。二者沒有銜接，甚至在實際層面是沖突的。

可以說，不少地方政府的思路還相對滯后，對未來發展模式的定位還是落在大規模的圈地、搞固定資產投資上。

歐洲正在主導的，是綠色更新周期。所謂綠色更新周期，指的是綠色消費和低碳技術推動的全球設備和居住的更新改造周期。研究顯示，設備低碳改造的周期預計有10年，居住綠色消費更新則要長達30年以上。

綠色更新周期對制造業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在這種背景下，中國的城市應該抓住全球綠色更新的技術進步趨勢，通過政府的市場化引導，塑造在這一領域的領先優勢。

《財經國家周刊》：怎樣才能確定什么樣的產業是高效率的，而且是應該大力發展的？

李揚：要提高產業效率，經濟效率，要先提高制度效率。直到現在，我們在促進某一項產業發展時，總愛搞優惠政策，通過包括低價土地、低息貸款在內的各項優惠促轉型，這帶來的可能不是轉型，而是浪費，因為投入已經發生了，但產出在哪里？還不知道。

最好的機制，是讓市場去選。不要搞特殊的優惠政策，更不應由地方政府自行敲定一份產業目錄，標注出哪些是鼓勵發展的正項目錄，哪些是限制發展的負項目錄。而是要降低市場準入門檻，大家都可以進入市場去做，最后在競爭中市場會選擇最有效率的產業與企業。

政府管的過多、代市場選擇的教訓早已有之。上個世紀80年代相關部門曾討論過一個課題：中國要不要發展皮革行業。后來經過“研究”生成了一份政策建議，認為要限制皮革產業。

這一結論如何得出的呢？政策建議的報告計算了中國當時有多少頭牛，一只牛能剝幾層皮，一張皮有多大，進而能生產多少雙皮鞋與多少個皮包。再結合當時的中國人口，得出結論：中國不應鼓勵皮革產業的發展。

這是一個看似具有科學依據的結果。然而，今天皮革產業發展的結果又是什么？后來很多年中，養殖、生產的各項產業均放開，起初豐厚的利潤吸引大批人進入，而后利潤逐漸攤薄，在這個過程中，皮革行業逐步發展成了一個大產業。這就是政府計劃與依靠市場機制的差別。

未來，政府要通過各項改革，創造市場條件來實現轉型升級。這其中包括對現行的準入制度、稅收制度、金融制度、會計制度等進行重大改革，以此來實現在持續改善效率的基礎上推動轉型升級。

上海轉型是中國的試驗田

上海的產業轉型，是在全國率先進行的。作為后工業化時代的城市，上海的內需穩步增長，第三產業的比重達到60%。李揚表示，在發展速度上，兩位數增長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可能長期持續，上海要接受一個低速、高質量的增長。

目前，上海已經進入世界銀行劃分的高收入組。并且，上海已率先感受到經濟增長減速的問題。在這個意義上，上海的轉型實踐不僅關乎上海的未來發展，而且關乎整個中國的未來發展。

《財經國家周刊》：如何理解上海提出的“轉型”口號，這種大開大合的高調轉型，是否是上海目前最迫切的任務？

李揚：就全國而言，上海是率先轉型，它的人均收入已經逼近中等發達經濟體水平，靠投資拉動不行了，也到了國際上比較關注的節點上。所以上海的轉型有全局意義，不僅是全國，全球都在關注上海如何轉型。

上海轉型，目前面對國際、國內兩個環境。從數字上看，它是比較早的擺脫了對外貿的依賴。這是轉型成功的方面，中國整體是順差，上海是逆差，實現了內需為主，是上海幾年努力的結果。

但是另一條腿短了，就是投資。因為已經到工業化的后期，就沒有什么特別拉動經濟的大投資。從全國來說，普遍投資增長能達到20%到30%，而上海和北京這樣的城市，已經好多年投資增長是0，甚至是負增長。它需要尋找到一些新的拉動經濟增長的力量。這是它轉型中一個很重要的任務。

《財經國家周刊》：上海市最新統計數據顯示，人均收入已經超過1.2萬美元，經濟發展到現在階段，轉型應往何處去？

李揚：大的方向是內需為主，國內消費為主，怎么能夠轉化？其實是兩條腿，一條是服務業要發展，另一個是人均收入水平必須要提高。而且收入分配結構必須大規模地向居民傾斜。消費是居民的消費，從根本上說，消費要成長為國民收入增長的主要因素，就要提高居民收入。中央提了好多年，現在的收入初次分配中，勞動收入分配還在下降。

上海也在調整，根本方向是資本收入的增值要讓居民分享，政府財政收入較多用于公共消費。從這一點上說，上海的問題也是全國的問題，即如何從依賴出口和投資，轉為消費。

《財經國家周刊》：上海的轉型，有無國際經驗可遵循？

李揚：這是它遇到的另一個大問題，第一個是經濟減速，第二是趨同問題。就是談追趕。落后國家能否追上發達經濟體？理論上可以，但實踐中絕大多數都沒追上。比如拉美一些國家，起初很發達。但最終落下來了。

那么應該向什么方向轉？只重服務業現在看還不完整，制造業本身也有向高端制造業的轉型。

《財經國家周刊》：上海決策層對于產業結構的認識，也經歷了一個曲折過程。從服務業為主最終變為高端服務業和高端制造業，如何看待這一變化？

李揚：這牽涉到城市化和工業化的關系問題。前面已講，中國先有工業化，后有城市化，而且教育先行，人口素質是持續提高的，上海也是如此。我明確地和上海說，這是優勢。農村人口來到上海，要先能找到工作，他的勞動生產率從低效轉為高效，然后成為城市人，再有產業升級。

如果像拉美城市一樣，政府為了解決就業和社會穩定而發展服務業，檔次肯定上不去。

上海還未到只依賴服務業的程度。它和全國情況一樣，服務業效率不是特別高，在0.7左右，而且還在下降。就業問題突出，大量人口涌入，必須要發展高端制造業、戰略新興產業、信息化產業等。

我理解的經濟轉型，是生產效率的提高，而不是產業比重的變化。我們覺得各個城市不一定要刻意追求服務業比例的提高。俞正聲書記曾特意提到這個問題，他說你看現在三一重工要落戶上海，這是制造業。有些人說這些制造企業就不該落戶上海，應該轉移到中西部地區去，但三一重工所代表的是高端的制造業，高效率的制造業。

上海在商務成本這么高的情況下，還引進三一重工，其實遵循的是效率提高的邏輯。上海土地是寸土寸金，三一重工也會考慮配套、融資、出海等總成本。我們說轉型是總投入和總產出的關系，小到城市，大到國家。我覺得我們現在談轉型，對效率問題還不夠重視。

這個問題全國城市普遍存在，上海已經在探討這個問題。就是如何在轉型中提高效率的問題。不然就越不過中等收入陷阱這個坎。

《財經國家周刊》：上海轉型的一個目標是成為國際大都市，與發達國家的先進城市比較，上海的不足之處在哪里？

李揚：我們對上海總的判斷是，它對自身的處境已經開始有點感覺了。像減速問題、趨同問題，都在考慮。另外轉型，我們覺得發展速度上，兩位數增長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可能長期持續，要接受一個低速、高質量的增長。

上海之所以值得稱道，在于一些城市發展指標有相當大的潛力，比如潛力指數、效率指數、結構指數等。雖然水平不高，但有很大改善余地，走勢基本是向上的。

但成為國際大都市，要創造城市吸引力，解決人才引進問題。也許上海會采取新的人口政策，能不能敞開胸懷讓人來，提供就業、住房，大規模改造人口結構。但怎么吸引？商務成本和生活成本不要那么高。居住成本不控制，人就沒法進入。

我和俞正聲書記討論過，我說上海解放前絕大數人都不買房。日本、美國都是經濟隨房地產起起落落，德國就沒有這個情況。德國是租房的。不要讓房地產泡沫主宰我們的經濟，否則不管好壞一定過頭，造成現在的騎虎難下。

吸引人才和企業，需要配套的稅收政策，上海的難題在于，這邊喊著發展服務業，那邊稅收體系沒有變化，服務業是不斷交易的過程，有很多環節。但目前稅收體系完全阻礙服務業發展。

李揚簡歷

1951年9月出生，男，漢族，安徽淮南人，中共黨員。1989 年7月中國人民大學財金系畢業，博士。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金融學會副會長、中國財政學會常務理事、中國國際金融學會常務理事、中國城市金融學會常務理事，2001 2004年任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學術專長為金融學、財政學、宏觀經濟。1992年獲“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稱號;1993年享受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人事部批準為“百千萬人才工程”國家級人選。（劉琳 魏洪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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