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末的杭州并不太冷，綠城足球俱樂部的綠茵場就已空蕩蕩，2012賽季一結束，就聽不到綠衫軍團訓練時的吶喊了，球員們已經放假了。

據說，每次主場比賽時，俱樂部的投資人，綠城集團董事長宋衛平都會親臨現場，但這一賽季他很少出現。這一年，綠城集團危機四伏。

面對投資人的磨難以及外界壓力，俱樂部主事人、綠城俱樂部總經理沈強對第11位的排名感到滿意。

珍貴的第11名

2012年12月18日，聞名亞洲的日籍主教練岡田武史與綠城足球俱樂部續約兩年。沈強則表示，2013年的投資確保在1.3億~1.5億元，其中引進外援將投入資金600萬美元，內援投入2000萬人民幣。

岡田武史在續約發布會上對媒體說：“這已經讓我滿意了，我會對這些錢負責。”盡管這位日本教練也希望資金多多益善，但他對俱樂部的情況十分清楚，并表態稱不會“夸張要錢引外援”。

沈強向《中國經濟周刊》記者粗略計算后發現，2012年保級成功的俱樂部投入大約在1億元左右，綠城能夠保級取得第11名的成績已屬不易：“2012年后防線班底整體削弱，日本教練需要適應，新隊員也需要磨合，這是內因。而從外部看，很多俱樂部的投入都超過綠城。因此我對綠城的成績感到滿意。”

宋衛平此時對足球俱樂部加碼，或意味著綠城已淡出危機。

2012年12月31日，在綠城集團年度工作總結會上，董事長宋衛平稱，從金融資本線上來看，綠城已經接近復活。截至當天12時，綠城集團2012年度銷售額547億元(其中合同銷售509億元，協議銷售38億元)。

沈強對《中國經濟周刊》記者說，“在中超投入水漲船高的情況下，1.5億并不算多。但對于剛走出困難期的綠城來說，已相當不錯。”

“老板足球”短期難改

盡管宋衛平明確了2013年投資加碼的信號，但沈強對2013年球隊成績預估依然謹慎：“我個人希望能夠保10爭8即可。但這要基于引援順利的前提，空缺的位置要得到合理補充。當然，在制定目標方面岡田教練可能會有更高的要求。”

他認為，2012賽季排名前8的隊伍在新賽季必將會加大投入。要想爭奪第八名的位置投資額必須跟上。

投資額度的不斷加大，可以提升球隊成績，但是并不能給俱樂部運營帶來明顯的收益。沈強說：“目前俱樂部的運營依然是虧損的。而且這種趨勢還會延續很久。”

綠城俱樂部去年運營出現了數千萬的資金缺口。與其他俱樂部抱怨的一樣，沈強也認為，無法像國際慣例一樣在足球比賽電視轉播權獲得豐厚收益也是導致運營困頓的關鍵因素之一。

同時，2012年綠城的門票收入只有300萬元左右，只占投資額的3%，而國外的足球俱樂部門票收入可占30%。

“這根本無法支撐俱樂部的運營。”沈強認為，導致俱樂部運營困境的根本原因是中國足球水平整體低下，“商業投資者并不認可中國足球。”

不過綠城俱樂部也有自己的優勢。它背靠的綠城集團是聞名全國的房地產開發企業。鑒于能夠從房地產行業獲得豐厚利潤，大量與綠城有合作的企業愿意向俱樂部投資。沈強估算，綠城大約有70%的投資資金來自這種合作企業。

綠城俱樂部副總經理鮑仲良告訴記者，這些企業的贊助并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都是額外的投資。“比如大金空調投資1000萬做胸前廣告。但是他們為我們房地產項目供應的產品確實是全國最低的，贊助足球后也沒有要求提價。”有些供應商供應某種產品的單價是每平米1000塊錢，如果贊助足球俱樂部，他們會要求把產品單價提高到1200塊錢，然后用其中的200塊錢做贊助。這樣的提議綠城俱樂部會拒絕。

“很多俱樂部說自己能盈利，基本都是數字游戲。如果所有資金都由綠城旗下的各個項目來贊助，那么也可以實現盈利。但是這種數字游戲沒有意義。”這是鮑仲良的態度。

在中國的足球職業聯賽中，沒有一家俱樂部具有自主的“造血”功能。他們的生存都指望著背后投資人的補給。沈強給這種生存現狀取了一個生動的名字叫“老板足球”。

發生過這樣一件事：有一次綠城去客場比賽，開賽前沈強接到宋衛平的一條短信，大意是：本場比賽全部起用新人。沈強表示，“這是指令務必執行”。但是這個意見被岡田武史斷然否決。據說被否之后，宋衛平“有點不高興”。而沈強也開玩笑地說：“總經理就是老板和教練之間的傳聲筒。”

活躍在中超里的俱樂部，不管背后仰仗的是國企還是民企，只要企業老板喜歡足球他就愿意投資足球。“這直接導致一個俱樂部和球隊生存有老板喜惡的明顯印記。”沈強認為，這個現狀偏離了足球技術與足球產業發展的規律。

能否把營業稅改為增值稅？

沈強認為，作為一張城市名片的足球俱樂部，在體現公益價值的同時，應該得到政府的支持。

“既然一個地方的足球俱樂部承擔著公益性等社會責任，同時又無法實現自我盈利，政府為什么不能給予一些政策上的支持？”沈強說。

這個提議并非不切實際。日本、韓國的足球俱樂部早已享受到了國家稅收政策的優待。早在1975年，日本足協就被注冊為公益性財團，各足球俱樂部具有公益性質。此后開始享受稅收優惠。韓國不僅對足球俱樂部的稅收十分優惠，球員的個人所得稅稅率也較低。

曾經作為代表參加國家稅務總局就該問題調研會議的沈強提議：“我們引進國際頂尖的球員和教練時，能否參照國家對引進國外高新技術人才的標準進行減稅？”

此外，沈強希望稅務機構能將俱樂部的營業稅改為增值稅。“俱樂部目前不盈利，如果可以由營業稅改為增值稅，可以減輕一部分負擔。”

沈強認為，不能把足球職業聯賽定位成純粹的商業行為，因為足球俱樂部和職業聯賽體現了很強的公益性。很多領域的公益性事業，都有減免稅負政策的支持，如果俱樂部可以享受到稅收政策上的優惠，那么投資人必然受到鼓勵，對足球產業也有明顯的推動作用。

投入與產出倒掛的足球學校

在綠城俱樂部辦公樓的不遠處，就是浙江綠城育華桃花源學校，中國為數不多的足球學校之一，誕生于2004年，占地216畝。

身穿不同顏色訓練背心的孩子們追趕著一只足球，口哨伴隨著叫嚷。浙江綠城育華桃花源學校校長助理吳劍輝告訴 《中國經濟周刊》 記者，這里的學生覆蓋了小學到高中各階段，根據足球水平分為專業隊和非專業隊兩種。

從2004年綠城集團董事長宋衛平投資辦學至今，通過綠城足球學校考入浙江大學、寧波大學等高等院校的學員有114人，為綠城一線隊輸送隊員38人，為各級國青、國少隊輸送43人。

平時就住在學校的孩子們每天都愿意將大約半天用在踢足球上。綠城足球俱樂部總經理沈強告訴記者：“因為中國足球整體水平偏低，沒有多少家長愿意把孩子送進足球學校。培養一個足球人才的成本也非常高。”

沈強給記者算了一筆賬：從7歲到18歲，培養一支30人的青少隊，通過不斷調整和篩選，最后進入一線隊的可能只有一兩名隊員。而學校每年投入到這一兩名隊員身上的平均花費大約近百萬元。“這就是為什么中國的足球學校會大量萎縮，俱樂部不愿意在這方面投入。投入和產出不成正比。”

與此同時，中國在青少年球員的轉會機制上也有缺陷。沈強舉例說，綠城足球學校培養出一名青少年選手，綠城俱樂部為其在中國足協只能注冊為年限不超過5年的“培訓合同”，而不能注冊為“職業合同”。當這名球員結束5年培訓合同、改簽職業合同時，可以選擇綠城俱樂部和其他俱樂部。此時，他又是不歸屬任何俱樂部的自由人，可以把自己出售，由此產生的收益只能歸其個人所有。“這種培養對于俱樂部自身來說，根本沒有保證。”

同時，由于接受足球培養的人口基數較低，出材率更低。很多俱樂部會出高價吸引這樣的青年球員。“比如有俱樂部愿意出年薪300萬給這位球員，綠城要想留住他就必須花500萬元。有的球員培訓合同未滿，就有俱樂部高價來買。如果綠城不能出更高價格，球員寧愿耗在那里等合同期滿。”

這意味著，一家俱樂部花高價培養一個職業選手，成材后想留住他反而要花費更大的價錢購買。“還不如直接購買一個成熟球員。但綠城更看重的是在青少年球員長期培養機制的堅持。所以我們學校一直在努力。”吳劍輝說。

這種投入與產出倒掛的尷尬是沈強和足球學校的負責人難以解決的。他們希望中國足協出臺一些針對俱樂部培養人才的保護措施。“不然，這個性價比就太低了。”沈強說。 (記者 孫維晨 金佳玉、吳詩凡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