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是新時期中國金融工作的基本要求，對衡量金融創新與推進金融發展都發揮著指導作用。

然而，在現實理解中，金融與實體經濟之間的關系并沒有得到很好詮釋，“服務”有時被理解得過于狹隘，以至于機械地制定和執行相關政策，進而影響到了金融改革的步伐與質量。

因此，只有更全面、更清晰和更準確地把握金融與實體經濟的關系，才能更好地推動金融事業的發展，確保實現國民經濟穩中求進的最終目標。

金融情感的世界糾結

“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原則是在國際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產生的。始于華爾街的次貸危機，暴露了美國金融與實體經濟嚴重脫節的缺陷，再次警示金融創新的邊界以及國民經濟發展必須立足于實體經濟的客觀現實。2008年后，歐美國家在救市過程中紛紛加大金融監管，出臺限制金融創新的政策。在中國，金融工作也變得更加謹慎穩重。2011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了“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原則，在國內外引起了重大的反響。

如果把這條原則放在與實體經濟密切相關的金融衍生品框架下思考，那無疑是中國人引領世界反思這場金融大危機的重要體現，也是降低中國金融市場風險的必要手段，更是防堵中國重蹈美國式危機的重度藥方。

然而，作為資源配置的有效平臺，金融天生就有工具屬性與風險特征。歷次金融危機警示，過度的金融創新是危機的始作俑者。但危機后的經濟復蘇又表明，下一輪的經濟發展仍離不開以衍生品為主要載體的金融創新。

過去15年，各國金融危機頻發，但根據國際清算銀行(BIS)對11個國家的調查統計顯示，場外衍生品未平倉合約名義價值，從1998年的80萬億美元增長到2012年底的633萬億美元，增長了約8倍。這決不是“好了傷疤忘了疼”，而是表明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手段還得回歸創新。因此，好的國民經濟，應當讓金融與實體經濟相輔相成、雙向互補、攜手發展。

2013年8月，中國舉辦第一次二十國智庫研討會，探討后國際金融危機時代的G20機制與全球治理，通過了《二十國智庫共同聲明》。討論過程中，來自全球最重要20個國家的智庫爭議最大的，是初稿中“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條款，歐美智庫對此尤其反對。經過激烈辯論，最終版本是“密切關注金融市場和國際貨幣體系，以推動全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與繁榮”。

這場爭論相當程度上折射了人類理解金融與實體經濟之間關系的情感糾結。共識是，金融過度虛擬化是爆發危機的最終根源。全球都應當繼續反思金融創新的規則與紅線，以及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力度。

但分歧在于，人們擔心對金融創新的過度批判，會抑制金融的長期發展，反向沖擊到實體經濟的繁榮。一旦把金融與實體經濟的“服務”關系視為全球共識，很容易將金融放在實體經濟的從屬、被支配地位，體現出明顯的風險厭惡，進而造成對金融衍生品創新的負面化情緒，造成對本應在鼓勵金融創新范疇之內的各類衍生品的抑制，甚至產生妖魔化的趨向，最終成為制約金融業發展的緊箍咒。

雖然對危機的反思汗牛充棟，但在如何更好地發揮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正向作用，以及降低金融負面效果方面，全球思想界并沒有找到超越于危機前的萬全之策。中國提出的“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原則簡化了兩者關系，相當程度地強化了對危機的反思，但短期內恐怕無法成為國際通行的價值理念。如何借危機反思之機，提升中國在國際金融體系改革中的話語權，仍在考驗著中國人的智慧。

金融 “服務困境”

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洗禮，中國金融業幾乎是從零起步，現已初步發展并構建了包括銀行、證券、保險以及貨幣市場、資本市場在內的金融全業務領域，以及“一行三會”全方位金融監管體系為基本格局的中國特色金融體系。但由于發展時間尚短，當下中國金融體系延承了計劃經濟時代“一切信用統一于國家銀行”的部分慣性，仍以銀行業為主導，以信貸業務為中心，銀行信貸占社會融資總量的比例超過90%。這與歐美國家的直接融資占主導地位，通過資本市場來獲得融資的金融發展模式完全不同。

因此，“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原則由中國提出，首先是對銀行業改革提出的最新要求，是對銀行服務實體經濟意愿的強化，有中國自身金融發展史的特殊性。

由于市場化競爭程度還不夠充足，銀行在金融資源有限的當下中國社會占有支配地位，具備絕對的定價權和博弈能力。這使得企業獲得銀行貸款的過程中，通常處于利益分配格局的被動方，不利于實體經濟的發展。因此，中國金融改革的重要方向，就是要打造有助于企業融資的金融體系，要求銀行多為中小企業貸款，尤其在實體經濟低迷和下行期，銀行不能只是發揮順周期的作用，更要發揮逆周期功效，幫助企業渡過難關。與此同時，通過信貸市場、債券市場、股票市場等形式直接向社會融資，降低銀行在企業融資過程的中介比例。此時，“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自然成為政策變動與創新衡量的不二原則。但對商業化的銀行系統來講，在競爭日趨激烈的市場環境下，如何讓收益覆蓋風險，又成為實現銀行主動服務實體經濟的巨大考驗。

讓“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原則更有效兌現的前提，首先是金融業要發展成熟和完善到足以支撐和服務于實體經濟的發展。

正如實體經濟是分行業的，金融業也是分層次的，作為市場，只有投融資雙方都在市場有所發展而且滿足雙方的需要才可以促進市場的發展，偏廢其中任何一方，結果都只能使市場發育不全、甚至發展成畸形。相對于歐美發達經濟體，中國金融業尚處于亟待發展完善成長的過程當中。成熟的資本市場需要有足夠長的培育時間，不能指望有立竿見影的效果，必須立足于長期性，從制度層面夯實金融體系，在各項基礎性工作上下功夫。于是，實體企業的過高期待與市場發展的長期性形成了結構性的矛盾。對實體企業而言，“金融服務”遠遠沒有到位；對金融機構而言，最先實現的是逐利生存的基本需求；夾在兩者之間的金融決策者，則會顯得左右為難，有時兩頭不討好?？梢姡瑥闹袊厥獾陌l展階段看，“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根本現狀，不在于金融服務的意愿與理念不足，而在于金融服務的能力與水平不高。

“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原則需要實體企業的自身努力，徹底地放棄過去“等、靠、要”的觀念。“被服務”不等于“被侍候”，再好的金融市場也救不了不善于經營的實體企業。

部分實體企業經營困難，有的是來自于轉型期經濟增長下行和物價上漲雙重壓力的大環境影響，有的也可能與企業經營者的能力與經營戰略有關，有的則與實體企業的國內外競爭優勢殆盡有關，當然也可能與相關金融機構如股市、銀行等資本協助的缺乏有關。種種復雜的實體經濟困境，不能單從金融市場中找原因。即便有“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原則，也不能將金融視為實體經濟乏力的替罪羊，不能全盤否定金融機構本身在市場上的逐利本能，更不能拔苗助長地催生金融必須迅速出現推動實體經濟的效果。

拒絕保守主義

“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實現是三者并進的進程，一是政府和監管者領域，要構建一個好的金融服務平臺與體系，建立金融市場信息披露機制；二是從金融機構角度，要有敢于進取與合法合規的創新能力，善于在金融產品領域尋求創新與突破；三是實體企業的風險防控、銳意進取和運營水平，合理利用金融市場規則。而三方遇到的種種困境，又離不開整個中國的結構轉型與升級關鍵期的大環境。

目前中國金融業存在的效率低、融資成本高、融資渠道窄、資金錯配嚴重、利率市場化與多層次股票市場推進速度極慢等問題，根本還在于中國市場經濟仍然處于現代化發展的早期，與西方金融危機后遇到的金融難題，并不屬于一個層面。

“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原則是對歐美金融市場嚴重虛擬化的一種自我預警。但總體上看，歐美金融業遇到的困境，是發展了數百年的資本市場在成熟后遭遇的過度投機困境，實質上是一個金融的后現代主義難題。而中國金融業仍然處于資本市場的培育與成長階段。

我們不能因為人家得了重病，咱們也跟著吃猛藥。如果以應對后現代的藥方處理中國前現代的難題，多少有矯枉過正之嫌。

我們要理性地認識到中國金融業所處的發展階段，中國的金融創新與西方金融創新的規模以程度相比還是望塵莫及的。次貸危機以來，中國社會在批判歐美金融逐利與投機的弊端同時，對自身金融產業的積極評價度也在降低，一些陰謀論和金融惡劣的分析文本隨處可見，一些人不自覺地得了 “金融風險恐懼癥”，把“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原則變成強制金融時刻“效忠”實體經濟的工具。這些都不是理解金融本質的正常方法。

歐美發達國家的發展經驗告訴我們，增加社會財富、增強綜合國力、改善民眾生活、應對外部沖擊的基本條件就是，要有穩健的實體經濟，也要有成熟的金融體系。這也仍然是中國加速崛起與未來經濟發展的戰略選擇。雖然這個時代已聽不到所謂取消金融體系作為一種可行社會制度的聲音，但仍然需要防范某種抑制金融產業發展與創新的保守主義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