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應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

——訪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長徐洪才教授

■美國貨幣政策調整，國際資本回流發達經濟體，導致發展中國家金融市場出現大幅波動。這種震蕩促使全球經濟更加依賴美元，鞏固了美元的國際地位。因此，從目前情況來看，國際貨幣體系又回到了以美元為主導，新興經濟體期待的多元化國際儲備貨幣體系嚴重受阻。

■我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首先要解決好自身可持續發展問題，要統籌協調好“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惠民生、防風險、擴開放”之間的關系。處理好自身問題，也是對世界經濟和全人類發展的貢獻。在做好自身功課的同時，要順勢而為，趨利避害，主動出牌。我們要推動全球經濟體系改革，特別是推動國際貨幣體系和金融體系改革，促進國際經濟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積極參與二十國集團等全球經濟治理機制的合作，堅持全面性、均衡性、漸進性、實效性原則，推動建立一個均衡、普惠、共贏的多邊貿易體制，反對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形成一個兼顧公平和效率的國際經濟秩序和全球經濟治理體系。

■人民幣一定要走出去，未來十年、二十年是難得的歷史機遇期。歷史機遇抓不住，就要犯歷史性錯誤。十年、二十年后，我國人口老齡化來臨，改革紅利釋放完畢，能夠支撐我國持續發展的重要方面就是人民幣國際化。當然，在實現人民幣自由兌換過程中，也要防范風險，否則就要犯顛覆性的錯誤。這兩個錯誤都不能犯。

金融危機至今六年來，世界經濟艱難復蘇，全球經濟治理格局也發生了重大變化。目前，美國經濟復蘇趨勢強勁，美聯儲退出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已成事實，正在醞釀下一步的完全退出和加息，恢復利率正?；?。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最困難時刻已過去，正在進行結構性改革和調整。日本的安倍經濟學短期內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能否持續地推動日本經濟穩定復蘇還有待觀察。在此背景下，中國如何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是一個重大現實課題。為此，記者日前專訪了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長徐洪才教授。

全球經濟治理格局向舊體制回歸

記者：首先想請您談談當前全球經濟治理的形勢與格局有了哪些新的變化？

徐洪才：當前全球經濟治理總體是在向舊的體制回歸，新興經濟體參與全球治理面臨一些不確定因素。具體來說呈現以下幾個特征：

第一，發達經濟體經濟復蘇總體明顯向好，新興經濟體出現了分化。國際資本開始回流發達經濟體。國際金融系統風險因素依然在增加，特別是受美聯儲貨幣政策影響，國際資本流動對新興經濟體的負面溢出加大。在過去一年多時間里，部分新興經濟體國家出現了貨幣貶值，金融市場急劇動蕩。比如，印尼、阿根廷、土耳其等，先后出現國際資本外逃、貨幣貶值、股市動蕩等情況。中國總體上還算比較穩定，一枝獨秀。印度央行成功控制了通貨膨脹，也在進行深化改革和結構調整。目前，俄羅斯困難一點，而巴西經濟處在一個調整過程中。

第二，全球金融治理正在向舊的體制回歸。2010年以來，受美國擁有“一票否決權”的影響，有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投票權改革方案一拖再拖，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在IMF的發言權、份額改革方案沒法落實。2013年10月底，美聯儲、歐洲央行、瑞士央行、英格蘭銀行、加拿大央行和日本央行達成長期性的多邊貨幣互換協議，聯手重新構造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美國貨幣政策調整，國際資本回流發達經濟體，導致發展中國家金融市場出現大幅波動，這種震蕩促使全球經濟更加依賴美元，鞏固了美元的國際地位。因此，從目前情況來看，國際貨幣體系又回到了以美元為主導，新興經濟體期待的多元化國際儲備貨幣體系嚴重受阻。

第三，新興經濟體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取得了一定進展。2013年3月，南非舉行的金磚國家領導人第五次會議提出了建立金磚國家工商理事會、開發銀行和貨幣儲備庫等三個新的平臺，這是對世界貿易組織（WTO）、世界銀行（WBG）和IMF老的三個平臺的一個有益補充。2014年7月，金磚國家五個領導人在巴西達成協議，平等出資成立金磚國家開發銀行，總部設在上海，標志著金磚國家金融合作進入了實質層面。

第四，亞洲金融穩定機制存在內在缺陷。雖然東盟十國與中日韓三國成立了清邁倡議多邊化的外匯穩定基金，但是該基金不在一個現實的資金池里，而僅僅是一個承諾。也就是說，一旦“10+3”成員國里面出現金融危機，各國央行按照事先約定出資比例出錢予以救助。該機制不是很靈活，當出現金融危機苗頭的時候，可能難以做出快速反應。與此同時，中日韓，尤其是中日之間的緊密合作也是令人擔憂的。

第五，WTO多邊框架下的自由貿易談判取得了初步進展，但總體上，要取得實質性進展難度很大。相比之下，區域性的FTA談判進展很快。例如，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和跨大西洋投資與貿易伙伴關系協定（TTIP），即“兩洋戰略”，現在如火如荼地進行。在金融危機陰霾逐漸散去，全球經濟特別是發達經濟體日子越來越好過的情況下，美國試圖重新構造一個有利于維護發達國家利益的新的國際游戲規則。但是中國似乎被邊緣化，沒有吸收中國參加TPP談判。而由東盟國家牽頭的地區全面經濟伙伴關系談判（RCEP），標準和層次并不高，加之東盟牽頭是“小馬拉大車”，推動起來非常艱難，特別是中日韓FTA談判矛盾重重，給亞洲未來經濟發展增添了不確定性。

記者：您觀察到全球經濟未來的合作發展出現了回歸舊體制等一系列變化和不確定性，那么，您認為中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面臨哪些挑戰？

徐洪才：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履行大國責任、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是理所當然的?，F在中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面臨諸多嚴峻挑戰。

第一，對當前經濟全球化出現的新趨勢、新標準、新規制認識不足。對多邊服務協議、TPP、TTIP，以及中美正在談的雙邊投資協議（BIT）等國際自由貿易協定框架、內容和相關問題，缺乏深入的理論研究；對中國現有的規制、具體做法與國際新標準、新規則的差距，認識不夠；對吸收和引進國際新標準和新規則可能產生的影響，缺乏風險評估。總的來看，中國顯得比較倉促，準備不是很充分。

第二，我國經濟開放水平比較低。雖然加入WTO之后，中國認真履行相關承諾，但是在很多領域還保留了很多限制。在農業領域和服務貿易領域的限制還是比較多的。以金融業為例，2001年加入WTO之后，當時出于對國內金融業保護的考慮，開放度比較小。2013年底，中國銀行業資產中，外資所占的份額不到2%，這個比例還低于2001年的水平。

第三，我國的標準與國際新規則差距較大。我國簽署的FTA協定，不僅數量較少，覆蓋面也非常不夠。在雙邊投資協定（BIT）中，只有少部分規定了國民待遇，而且主要是遵守準入后國民待遇，而不是準入前國民待遇。在與美國進行BIT談判時，我國在負面清單、外匯資金轉移、勞工規制、金融服務、競爭中立、稅收法律法規透明度和環保等領域，跟國際規則差距仍然比較大。

第四，我國沒有建立一種多層次的外交體系，未能充分發揮公共外交的作用。外交戰略制定和實施等方面，分工不明確，缺乏專門公共外交領導協調機構。非政府組織（NGO）和智庫機構不發達，專業人員素質不能適應新形勢下的公共外交發展需要，力量太分散，沒有形成合力，制約了中國軟實力提升。這種情況不利于中國企業走出去，也不利于通過擴大開放來倒逼國內體制改革，更不利于樹立負責的大國形象。

主動出牌 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合作

記者：您認為中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應遵循怎樣的路徑？中國應如何體現大國責任，把握機遇與迎接挑戰呢？

徐洪才：打鐵需要自身硬。首先要解決好自身可持續發展問題，要統籌協調好“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惠民生、防風險、擴開放”之間的關系。處理好自身問題，也是對世界經濟和全人類發展的貢獻。面對新的形勢，我們在做好自身功課的同時，也要順勢而為，趨利避害，主動出牌。我們要推動全球經濟體系改革，特別是推動國際貨幣體系和金融體系改革，促進國際經濟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面發展，積極參與二十國集團等全球經濟治理機制的合作，堅持全面性、均衡性、漸進性、實效性原則，推動建立一個均衡、普惠、共贏的多邊貿易體制，反對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形成一個兼顧公平和效率的國際經濟秩序和全球經濟治理體系。

第一，在多邊框架下，促進全球多邊治理機制的完善。我國需要加強各個層面治理機制的合作，充分發揮作用。國際層面合作，如聯合國（UN）、WTO、IMF、WBG、G20等；跨地區層面的合作，如OECD、七國集團、金磚國家等；區域層面的合作，如歐盟、OPEC、北美自由貿易區、上海合作組織等；雙邊合作協調，如中非合作論壇，中國－東盟FTA。在一個多層次的全球經濟治理中，重點推動G20成為全球治理機制主要平臺，積極申請和擔任G20輪值主席國。

第二，努力推動建立均衡、普惠、共贏的多邊貿易體制，反對各種保護主義。進一步樹立WTO作為多邊貿易機構的權威地位，努力推動多哈回合談判早日取得全面、均衡的成果。我國需要通過平等對話協商，妥善處理貿易摩擦分歧，促進投資便利化，打破各種壁壘，推動形成自由、開放、公平、公正的全球貿易環境和全球貿易體制。

第三，推動全球貨幣改革，完善金融監管體制。首先要推動國際金融組織，例如IMF和世界銀行的改革。以公平、擇優為原則，選擇國際組織機構的管理層，推動國際貨幣機構改革，建立幣值穩、供應有序、總量可調的國際貨幣體系。爭取在2015年，五年一次的IMF對SDR例行評估時，將人民幣納入SDR貨幣籃子，提升人民幣國際地位。與此同時，推動IMF擴大SDR使用范圍，促進SDR改革。監管方面，加強全球范圍的國家之間、國際金融機構之間的信息共享；加強國際資本流動監管，特別是對沖基金為代表的熱錢和洗錢行為監管；建立多層次的全球金融安全網絡，增強全球金融穩定性。

第四，中國要參與貿易規則和金融規則的修訂。國際三大信用評級機構壟斷了全球信用評級市場，容易造成金融市場動蕩不定，因此，需要打破壟斷，統一信用評級的行為、標準以及各種金融規則，構建公平合理的國際信用評級體系。

第五，加快推動區域經濟合作，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世界經濟重心向亞太地區特別是東北亞地區轉移，因此，我們要與東盟打造FTA升級版，創造條件推進中日韓之間的FTA談判。中日韓經濟之間具有互補性，推動產業合作，包括投資便利化、貿易自由化、金融合作，推動雙邊貿易本幣結算。現在，我們已經跟韓國進行貨幣直接交易，應推動人民幣離岸市場發展。

在與美國、歐盟等大國之間探討FTA時，采取“三步走”策略，深化雙邊經濟合作，推動自貿區戰略：第一步，BIT談判；第二步，雙邊投資與貿易協定（BITT）談判；第三步，FTA談判。推動區域經濟合作，需要處理好南南之間的關系。在南南合作框架內，為發展中國家提供援助，幫助其發展。加快籌備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上合組織開發銀行等機構，充分發揮其作用，促進發展中國家儲蓄向投資的轉化，建立長期的投融資機制，推動世界經濟、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經濟實現強勁、包容和平衡增長。

第六，提升自身提供全球公共產品能力，履行大國責任。我們要積極主動在世界銀行、聯合國、IMF、WTO等機構中，承擔提供全球公共產品責任，推動形成世界經濟逆周期調控能力，熨平經濟周期，防范全球經濟大幅度波動引起的系統性風險。

目前是人民幣國際化的最好時機

記者：您特別提到目前是人民幣國際化的最好時機，可以分析一下原因嗎？

徐洪才：人民幣一定要走出去，未來十年、二十年是難得的歷史機遇期。歷史機遇抓不住，就要犯歷史性錯誤。十年、二十年后，我國人口老齡化來臨，改革紅利釋放完畢，能夠支撐我國持續發展的重要方面，就是人民幣國際化。實現人民幣自由兌換過程中，也要防范風險，否則就要犯顛覆性的錯誤。這兩個錯誤都不能犯。特別是，不能因為害怕犯顛覆性錯誤，就縮手縮腳，喪失時機，不去推動人民幣國際化。

記者：您認為在人民幣國際化過程中如何提高調控能力，防止外部風險？

徐洪才：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需要貨幣管理當局審時度勢，兼顧內、外兩個市場，提升能力，創新政策工具和手段。

第一、短期內，可以推行托賓稅或者金融交易稅，用市場化的手段管理國際資本流動，增加短期資本的交易成本，抑制資本投機。

第二、我們仍然要鼓勵長期資本流動，建立由長期資本供求關系、長期外匯資金供求關系所決定的匯率形成機制，盡可能減少投機引起的波動，使得工商企業等實體經濟免受匯率波動沖擊。

記者：該如何把握當前人民幣國際化的定位？

徐洪才：從整體上，我們要把握未來十年二十年難得的歷史機遇，進一步融入國際化，發揮我們的比較優勢，為人類社會作出更大貢獻。但是，對于人民幣的國際化，我們要清楚地認識到，短期甚至中期內，人民幣無意挑戰美元，也不可能挑戰美元的主導地位，人民幣能夠分散美元風險，有利于全球金融和貨幣體系穩定。因此，我們要與美國加強合作，消除偏見和疑慮，鼓勵中美貿易和投資開放。中美貿易持續發展，但是不平衡性仍然存在，這是由中美產業垂直分工決定的，短時間內不會改變。投資方面，特別是基礎設施，中美有很大的合作空間。在這一點上，各界人士形成了廣泛共識。美國的基礎設施總體上比較陳舊，需要我們的投資，拉動他們的就業和經濟發展，中國也希望美國在我們這邊投資，帶來技術、管理以及經驗。

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亟須建立人民幣全球清算網絡。在國際貿易和投資中，進一步推動本幣雙邊結算，盡可能減少美元結算。人民幣挺進歐洲應是下一步工作的重點，首先要擴大中資金融機構海外布局，并加強與英格蘭銀行、歐洲中央銀行的合作，建立人民幣全球清算網絡。爭取到2030年，人民幣在國際貨幣體系里能夠贏得與中國經濟、貿易規模在世界經濟中所占比例相適應的國際地位，與美元、歐元等主要國際貨幣共同發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