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06月15日 10:42:39來源：國際金融報

柏可林 攝

　　現在，海內外媒體一致認為，人民幣國際地位在不斷提高。

　　三大積極表現

　　首先，人民幣在發揮跨境貿易投資結算的貨幣功能中，環球銀行金融電訊協會的最新數據表明，已位居第五大世界上使用最多的支付貨幣，4月占全球支付份額的2.07%。而在亞太地區，更躍居為與中國內地和中國香港進行支付的最常使用貨幣，這與2012年第五位的排名形成了鮮明的對照。而匯豐則大膽預測人民幣在2015年第二季度將取代日元成為亞洲最常用的全球性貨幣。

　　其次，從人民幣幣值穩定和其價值功能的視角來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第一副總裁大衛·利普頓（David Lipton）此前明確表示，人民幣當前幣值不再被低估，加入SDR只是時間問題。一旦人民幣成為SDR貨幣池子中的一員，世界各國的中央銀行自然就會將它作為外匯儲備貨幣而增加持有份額，這帶來了人民幣長期持有的穩定需求，對進一步強化人民幣幣值的穩定起到了很好的推動作用。

　　第三，基于支付功能和價值功能不斷強化而形成的人民幣全球定價功能也就會水到渠成。目前這個功能與美元、歐元相比，存在著明顯的差距，但即使如此，我們還是看到了人民幣的良好發展勢頭。前不久，英國指數公司富時集團（FTSE）表示，中國A股將被納入富時羅素（FTSE Russell）指數。美國的摩根士丹利資本國際（MSCI）也正在積極醞釀將A股納入其指數中。這也就意味著人民幣計價的資產走勢將深度影響新興市場乃至全球金融市場的價格走勢。未來人民幣計價的大宗商品價格也會左右全球的資源價格，為人民幣的支付和價值功能的國際競爭力發揮保駕護航。

　　另一方面，作為中國企業走出去創造財富的重要一環，就是確保財富管理的安全性！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之后，中國政府以前所未有的程度重視起人民幣國際使用的進程。無論是上海自貿區的人民幣跨境使用的環境建設，還是打通人民幣回流的滬港通渠道；無論是大宗商品人民幣計價國際板塊的建立，還是積極與全球國際金融中心（倫敦、法蘭克福、新加坡等）合作去拓展除香港之外的人民幣離岸業務的海外網絡；無論是人民幣貨幣互換的積極推進，還是主動表明中國十分重視人民幣參與特別提款權SDR份額調整的機會；無論是金磚銀行、絲路基金，還是到今天舉世矚目的亞投行等，都彰顯出中國政府有條不紊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戰略過程中那種堅定不移的信念和執著進取的精神。

　　從質疑到贊同

　　但是，這里筆者想強調的是人民幣國際化正在發生一些值得關注的“質”的變化：從一開始中國政府單邊小心謹慎的推進，那時還存在過市場利用人民幣跨境使用的便利性和人民幣單邊升值的趨勢，從貿易和投資等經常項目渠道進行套利的狀況。而到今天，不僅是中資企業在積極和自己的貿易伙伴與投資合作方進行人民幣的結算和支付，而且海外市場也越來越想積極參與人民幣國際化相關的業務活動。伴隨這種現象，海內外很多學者都開始漸漸轉變原來保守的態度，而開始認為這是來自于市場對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的脆弱性的一種質疑和對人民幣加盟的一種期待。這里，我還是依然感到：雖然今天從結果上看，已經達到了對人民幣國際化“內外一致的積極態度”，但是大家的出發點可能還是存在較大的分歧。具體表現在：

　　一是主觀上我們政府在重視人民幣國際化的內外網絡建設的同時，還是堅持認為在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一定要以“風險可控”作為金融開放和制度改革的前提。只有確保人民幣跨境使用和資金內外流動的穩定性及真實性，才能使得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避免當年日元國際化和今天歐元區的危機命運，從而真正發揮出提高國際貨幣體系的穩定和效率的作用。但這種做法恰恰是今天市場認為需要盡快“改善”的地方，也是美國政府以此理由來反對人民幣國際化的網絡建設對美元地位的沖擊。

　　市場微觀層面強調的“效率”和政府宏觀層面強調的“穩定”之間的沖突，在今天全球經濟低迷和國際金融市場流動性泛濫的環境下顯得異常鮮明。甚至我們看到中國的企業家、金融家和消費大眾也非常希望中國政府能加大藏匯于民的力度，同時進一步開放資本賬戶項下的自由兌換，以讓市場能充分利用海內外兩種平臺上優質廉價的資源，從而達到為越來越多持有人民幣的海內外客戶提供更為優質的商品和服務。不過，我們不能否認海外投資者對今天中國的宏觀環境和微觀基礎的中長期顧慮依然沒有消除，他們希望在中國市場利用人民幣籌碼，能賺到短期的高收益的“快錢”，而人民幣資本項下的自由兌換是這種投資戰略不可或缺的“閉環”措施。盡管我國監管部門可以將資本市場開放和資本項下自由兌換分開來推進以測試風險的形成機制和風險可控的能力，但是只要這兩種環節不打通在一起，風險測試是不完全和不精準的。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爆發的受災國家和地區都是推進了諸如此類的漸近化戰略，但當最后一旦兩者打通，所有前期的風控手段都顯得弱不禁風。一句話，兩者不統一，中國人民幣國際化的海外市場基礎今天就顯得非常有限。甚至，若資本賬戶先開放，而金融市場對外管制依然不放開，那么，假貿易、假投資的現象還會改頭換面不斷出現，這將導致監管的難度和成本都會雙雙增加，人民幣國際化無論是效率的改善還是對中國金融體系（乃至國際貨幣體系）的穩定都會帶來莫大的挑戰。

　　二是客觀上中國目前金融體系的脆弱性確實制約了中國企業的創新能力和市場競爭能力，依靠國內現有的四大銀行壟斷的金融體系來推動國內金融改革的進程，可能動力和效果都非常有限。利用開放的環境和海外機構強大的競爭力來倒逼中國金融改革的步伐也是一個雖說有點無奈但卻值得期待的做法。問題是若金融改革不到位，再加上實業投資的績效受大環境的影響持續低迷不振，那么，扭曲的市場肯定更有利于賺快錢的商業模式，何況今天令世界羨慕的龐大的“中國儲蓄”，都以低杠桿的方式，越來越向“快錢”關注的金融渠道不斷集中，若能夠催促中國政府放開資本項下自由兌換的大部分管制為他們“閉環”，那么，今天沒有再比中國這種資金上表現出來的“人口紅利”那樣“肥沃”了，這對他們來說“人民幣國際化”是贏得千載難逢的套利機會一個最絕佳的通道了，他們怎么會無視由此帶來的巨大商機呢？當然，我們幸運的是：若中國經濟能掉頭向上，美國加息力度也十分有限，那么，不用擔心，短期資金確實會不斷在中國市場“展期”，客觀上起到了等待中國金融體系走向成熟的效果，以此有效化解短期資金的“去向不明”和大舉流出的風險，實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飛躍。

　　三個對策建議

　　因此，作為對策建議提幾個明快的思路：

　　1.如今人民幣國際化的作用是大是小的分歧不斷變小，但如何來做的共識在今天經濟低迷、資金泛濫的環境中越來越難以形成。所以，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關鍵是先要用好我們存量的美元儲蓄，為人民幣國際化搭建貿易和投資的海外網絡。只要經濟活動的主導權能慢慢集中到我們這一邊，人民幣國際化在我們夯實金融基礎設施建設(例如利率匯率市場化機制，金融服務相關的法律體系完善等)之后一定會水到渠成。

　　2.考核人民幣國際化的業績不應該急于看當下人民幣境外使用的規模，而是應該重視國內金融開放的市場環境建設，以及藏匯于民用好美元儲備的機制改善。否則，急功近利，一定會造成后花園失火，得不償失。

　　3.要盡快改變國內產業優化和金融扭曲（包括監管能力提高）的問題，爭取在下一輪繁榮周期啟動之前，能推進一大步資本項下的自由兌換的進程。

　　（作者系復旦大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副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