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10月26日電（信蓮）英國《金融時報》26日發表首席產業評論員約翰·加普(John Gapper)的分下文章，《歐洲投行：前行不易，撤退亦難 》。文章稱，歐洲投行業如今都在撤退。跨國投資銀行確實是一項昂貴的業務，但挑戰在于：如何在削減某些業務的同時盡可能不損害其他業務。

瑞信(CreditSuisse)正在籌集60億瑞士法郎的新資本，同時削減證券交易業務的資金。德意志銀行(DeutscheBank)將把投行部門一分為二，并希望削減其規模；巴克萊(Barclays)擬任首席執行官杰斯·斯特利(JesStaley)可能削減英美以外的投行業務。你無需是個天才就能注意到歐洲投行的共同主題：撤退。

我在今年4月曾寫道，歐洲至少需要有一家投行與高盛(GoldmanSachs)和摩根大通(JPMorganChase)等美國巨頭展開正面競爭。此后不久，安舒·賈恩(AnshuJain)辭去了德銀聯席首席執行官的職務，歐洲銀行走向了相反的方向。瑞銀(UBS)是新的模式。自2012年削減債券交易以來，瑞銀的盈利能力有所提升。

他們的想法不難理解。打入華爾街是非常困難的，甚至高盛也在債券交易業務上遇到困難——債券交易是2008年之前那段繁榮期的主要收入來源。在此類活動因資本金和流動性要求提高而遭受打擊之時，德銀等歐洲銀行就更難獲得體面回報了。股東已不愿意再忍受他們混日子。

跨國投資銀行是一項昂貴的業務，包括要高價聘請許多員工在許多地方同時做許多不同的事情——從為公司提供咨詢服務、到承銷股票和債券，再到交易外匯和貴金屬。當有足夠多的活動表現不錯的時候，它們就會支撐起剩余的活動，當沒有幾樣活動表現不錯的時候，情況就會令人痛苦。

但是正如拿破侖1812年從莫斯科撤退時發現的那樣，撤退至少可以和前進一樣艱難和充滿風險。理論上，砍掉沒有實現高回報的投行部門、保留高回報部門是明智之舉。但在實踐中則并非那么簡單。否則，歐洲銀行當初根本就不會擴張那么多。

撤退的第一個困難在于，需要有一個更好的地方供你回撤。瑞銀3年前做了個毫無懸念的選擇，因為它的固定收益部門當時不僅面臨監管壓力，而且原本就幾乎不盈利。與此同時，它的私人銀行和財富管理部門卻是世界一流的。換了你，你會怎么做？

瑞信的選擇也差不多容易，盡管該怎么選不如瑞銀那么明顯，這是因為它的財富管理部門較小，并且它還在華爾街上運營著曾經的第一波士頓(FirstBoston)。瑞信新任首席執行官提賈尼·蒂亞姆(TidjaneThiam)現在讓該行堅定地走上了瑞銀的道路。同樣，巴克萊在美國和英國有不錯的投行部門，還有強勁的英國零售銀行，盡管它面臨英國資本“圈護”的問題。

德銀新任首席執行官約翰·克賴恩(JohnCryan)更難抉擇。德銀在德國國內的零售銀行趕不上德國儲蓄銀行，不僅如此，德銀的債券交易還是其最大的強項。它希望建立股票和財富管理業務，但那將需要時間，與此同時，它不可能以瑞銀那樣的速度撤退，因為那將會讓它的業務所剩無幾。

第二個困難在于，一家跨國投行的各個部門其實是一個緊密的整體，這讓它很難砍掉虧損部門、同時保留盈利部門。例如，股票交易和經紀是一個低利潤率的商品化業務，但它支持了股票承銷等盈利性活動。如果你砍掉該部門，就會帶來連帶損害。

每家銀行都渴望有一個龐大的財富管理部門；為并購提供咨詢；承銷IPO；在有利可圖的市場運營，而不用在陷入衰退的國家開門營業。但摩根士丹利(MorganStanley)等銀行如今的領先地位是經過幾十年的投資（以及堅持）才實現的。

第三，做一些業務但不做另一些業務，這在品牌定位上難以把握。我們大多數人知道，一家跨國投資銀行提供什么——為企業和機構投資者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務。我們也明白一家精品銀行做什么——為公司提供包括顧問工作在內的一些服務。但一家中等規模、在世界各地設有分支的歐洲銀行是什么樣的呢？

例如，瑞銀的股票以及貴金屬和外匯交易業務比較突出，但它大幅削減了債券業務。它在美國的顧問業務規模有限，集中于醫療保健等少數幾個行業。結果是盈利狀況非常不錯——第二季度的盈利是其15%股本回報率目標的兩倍多——但這不容易定義。

如果實施得好的話，撤退就可以奏效——在一個日益收縮的市場中，增加盈利的最簡單方法就是削減成本——但這需要明確的目標和強有力的管理。后者在投資銀行業極為罕見，投行業通常的經營方式是，將金融活動松散地連在一起，給那些業績最好的員工發最大份的年終獎。

歐洲銀行需要領導人細致入微地解決運營問題，在削減某些業務的同時盡可能不損害其他業務。德銀引入了瑞銀前首席執行官克賴恩，巴克萊計劃把對華爾街毫無同情心的零售銀行家安東尼·詹金斯(AntonyJenkins)換成曾在摩根大通就職的斯特利。

如果這些人解決不了這一難題，可能就沒人能解決了。